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

第(3/3)页

。它便于汇总新资料，同时便于汇总被调查者名下的一切有关资料——，92一93）——卡片索引的出现和人事科学的建立是被历史学家所忽略的另一发明。过失犯罪及其导致的密探和普遍的治安控制，构成了一种对居民进行不间断监视的手段：它是一种有可能通过过失犯本身对全部社会领域进行监视的机制。过失犯罪起着一种政治观察站的作用。继警察之后，过了很长时间，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来利用它了。

　　但是，这种监视只有与监狱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由于监狱使对人的监视变得容易——这些人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由于它使雇用告密者的可能性扩大，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告发倍增，由于它使罪犯能够相互接触，这样它就促成了一个自我封闭但易于监视的过失犯群体的形成。而且，获释犯人不能恢复正常生活的状态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失业、居住限制、规定住所、缓刑）都使得他们很容易执行所指派的任务。监狱和警察构成了一个连体机制。它们一起确保在整个非法活动领域区分、离析和利用过失犯罪。在各种非法活动中，警察一监狱体制分割出一个可操纵的过失犯罪。这种具有特异性的过失犯罪是这种体制的产物。但是它也变成后者的一部分和工具。因此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警察一监狱一过失犯罪）三位一体的组合，三者相辅相成，并构成一个永不中断的循环。警察监视给监狱提供了罪犯，监狱把罪犯变成过失犯，后者成为警察监视的目标和助手，这种监视则有规律地把其中一些人送回监狱。

　　任何刑事司法都不会想对一切非法活动提出起诉。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就要用警察当助手，用监狱作为惩罚工具，而且不留下未消化掉的“过失犯罪”残渣。因此，人们应该把这种司法视为对非法活动实行有区别监督的一种工具。就这种工具性而言，刑事司法扮演着传导的合法保证人与合法本原的角色。它是非法活动的总体机制里的一个中继站，其它因素（不是低于它的，而是与它并行的）是警察、监狱和过失犯罪。警察对司法权的蚕食、监狱抗拒司法机关时的惯性力量，都不是新奇现象，也不是权力僵化或权力逐渐转移的结果。它们恰恰是现代社会惩罚机制所具有的结构特征。行政长官可以畅所欲言，但刑事司法及其戏剧性机构却是用于满足一种监督机构的日常需求的。这种监督机构是半隐半露的，部分地潜沉在警察与过失犯罪打交道的黑暗王国之中。法官是这种机构的几乎从不抗拒的雇员。（18）在构建过失犯罪方面，即在区分非法活动、用统治阶级的非法活动来监督、控制与利用某些非法活动方面，他们是竭尽全力提供帮助。

　　在19世纪前半叶，这种过程有两个突出的代表性人物。第一个是维多克（见他的《回忆录》和《维多克自述》）。他是一个从事旧式非法活动的人，是该世纪另一极端类型的很快就要倒运的吉尔-布拉斯（）”：卷入骚乱、冒险、欺诈（他自己总是受害者）、争吵和决斗，不断地被征兵又不断地开小差，与妓女厮混、赌博、偷窃并很快参与大规模的土匪抢劫。但是，他在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几乎神话般的形象并不是基于这种可能被添枝加叶的劣迹，甚至也不是基于这个事实，即一个苦役船上的囚犯得到赎救或者说完全是用钱赎身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一个警察长官，而是基于另一种事实，即在他身上，过失犯罪显然具有一种含混的意义，它既是警察机构的打击对象，又是警察机构的合作工具。维多克标志着这样一个时期：过失犯罪脱离了其它非法活动，被权力所控制，从而调转了方向。就是在这个时候，警察与过失犯罪的直接的、制度化的结合形成了。这是一个动荡时期，就在这个时期，犯罪变成了权力机制之一。早先令人恐惧的形象是魔怪式的国王——他是一切司法之源，但又染指犯罪。现在出现的是另一种恐惧，即恐惧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的某种不可告人的默契。体现在单一形象中的君权与丑恶事物相对抗的莎士比亚时代已经过去了，警察权力的戏剧、犯罪与权力共谋的日常戏剧马上就要开始了。

　　与维多克相对的是他的同时代人拉塞奈尔（）o拉塞奈尔的形象在犯罪审美主义者的天堂中永远是受到肯定的。他的出现就足以令人惊讶：尽管他一片好心，满腔赤诚，但他只能是笨拙地犯下一些轻微的罪行。他被其他囚犯认定是警察的奸细，管理人员不得不保护他免遭毒手（正式地提出其他囚犯要下毒手的说法，见）。路易一菲力普王朝的巴黎上流社会在他临刑前给他举办了一个宴会。与这个宴会相比，后来的许多文学赞颂不过是一种纸上谈兵了。他的名声既不是来自他的罪行，也不是这些罪行的酝酿方式。造成轰动的是他动机和效果的反差。但是，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他的言行所包含的那种在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之间的可见游戏。欺诈、开小差、小偷小摸、监禁、狱中交情的恢复、相互勒索、再次犯罪，直至最后杀人未遂——拉塞奈尔是一个典型的“过失犯”。但是，他身上至少是潜在地具有一个非法活动的层面，这个层面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威胁：这个曾受过良好教育的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若在前一代人中将会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雅各宾分子，一个城君者。（19）如果他是罗伯斯庇尔（）”的同时代人，他对法律的反抗将会具有-种直接的政治形式。他生于1800年，差不多与司汤达——小说中的于连-索黑尔同时。他的性格带有上述可能性的痕迹，但是这些可能性却采取了偷窃、谋杀与控诉的形式。所有这些潜在的可能性变成了毫无光彩的过失犯罪。在这个意义上，拉塞奈尔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形象。而如果这些潜在的可能性再现的话，也是出现在他所谈论的犯罪理论中。在临终时刻，拉塞奈尔展示了过失犯罪对非法活动的胜利，或者说展示了某种非法活动的形象，这种非法活动一方面被拖入过失犯罪，另一方面则转向一种犯罪美学，即特权阶级的一种艺术。拉塞奈尔与维多克之间有一种对称关系。他们处于同一时期，他们都使得过失犯罪转而反对自身，把过失犯罪构造成一种封闭的、可观察的处境，把一种完整的过失犯罪活动变成治安技术，即变为法律所允许的权力的非法使用。巴黎资产阶级应该为拉塞奈尔盛宴诀别，他的牢房应该对显赫的来访者开放，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应该看到赞扬（在法官要处死他之前平民囚犯已经要求处死他，因为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无一不是要把他的同谋弗朗索瓦送上断头台），上述的一切有一个理由：正在受到赞美的是一种非法活动的象征形象，这种非法活动保持在过失犯罪的界限内并转化为话语，也就是说，是双重无害的；资产阶级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享乐，他们至今仍乐此不疲。我们不应忘记，拉塞奈尔引人注目的死刑窒息了菲埃希（）”暗杀路易一菲力普所产生的影响。菲埃希是当时的武君者之一，是相反的由轻微犯罪发展为政治暴力行为的代表形象。我们还不应忘记．拉塞奈尔死刑之后的几个月最后一个铁链囚犯队出发，并伴有各种不堪入目的丑恶表演。在历史上，这两个盛典是重叠在一起的。而且，拉塞奈尔的同谋弗朗索瓦也是7月19日铁链囚犯队中的一个著名人物。（20在这两种盛典中，一种是冒着在罪犯周围激发起民众非法活动的危险而继承和发扬古老的公开处决仪式。它是应该被取缔的，因为除了留给过失犯罪的空间外，罪犯不应再占用任何其它空间。另一种则开辟了关于特权者的某种非法活动的理论游戏。或者说，它标志着这样一个时期的到来，即资产阶级实际从事的政治与经济的非法活动将要在理论与美学观念中重现出来：“犯罪的形而上学”，这是一个经常与拉塞奈尔联系在一起的术语。德-昆西（）的《谋杀之作为一种艺术》（）的法文译本于1849年刊行。

　　这种过失犯罪的制造和刑事机构对它的控制，应该予以如实的对待：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果，而是根据它们实现目的的程度加以变化的策略。过失犯罪与其它非法活动之间的分裂，使过失犯罪转而反对非法活动的方式，统治阶级的非法活动对过失犯罪的控制利用，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地出现在警察一监狱体制的运作方式中。但是，它们也一直遇到阻力。它们造成了矛盾斗争，激起了对抗的反应。如何建立一个屏障将过失犯与各种下层居民隔开，始终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尤其在城市阶层中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从这些阶层中产生的并与之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1）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程。它包括利用对穷苦阶级进行“道德教化”的各种一般原则（使他们具有某种可称之为“基本的守法观念”的东西，这在成文法典制度取代了习俗以后是必不可少的；让他们学习关于财产与盗窃的基本准则；对他们进行安居乐业的训练，等等）。这种道德的教化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看也是同样极其重要的。另外，还使用了更专门的方法来维持穷苦阶级对过失犯的敌意（如利用获释犯人充当告密者、警方密探、工贼和打手）。一般的违法犯罪与工人争取政治地位而犯法也被精心地有计划地混为一体。后者所触犯的是有关工作手册、罢工、串连和结社的严厉法令。Q2｝这种行为通常被指控为受到纯粹刑事罪犯的挑动，甚至是受他们的操纵（例证可见）。针对工人的判决往往比对窃贼的判决更严厉（见《工厂报｝，月，或《博爱报》，1847年7一8月）。这两类犯人在监狱中被混杂在一起。一般犯人还要更受一些优待，而被判刑的新闻记者和政治家通常受到隔离。总之，这一系列的混淆策略旨在维持一种持久的冲突状态。

　　此外，还有一种耐心的努力，旨在给一般人关于过失犯的观念罩上一个极其精巧的栅网，使他们觉得这些过失犯近在身边，到处出现，处处令人恐惧。这就是社会新闻（）的作用。社会新闻侵入了一部分报刊，并开始拥有自己的报纸。’23均巳罪新闻每天层出不穷，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接受那种分割社会、实行司法和警察监督的制度了。这种新闻日复一日地描述一种反对不露面的敌人的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它成为报警或报捷的日常公告。从小册子和大众文学形式中开始发展起来的犯罪小说，则明显起着一种相反的作用。它的功能最主要的是表明，过失犯是属于另一个与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无关的世界。具有这种异己性的首先是社会底层（《巴黎的秘密》”、《罗康保尔丁句，其次是疯癫（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最后是上流社会的犯罪（阿尔塞纳-吕平”）。在过去100多年间，社会新闻与侦探小说的结合产生了大量的“犯罪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过失犯罪显得既十分贴近又极其疏远，既形成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无时不在的威胁，但又有着令人感到极其陌生的起源与动机，它所发生的环境既充满日常生活的气息，又具有异国他乡的情调。通过对过失犯罪重要性的强调和围绕它的不胜其烦的话语，在它周围划出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既突出了它，又把它分离出来。在这样一种出自令人十分陌生的环境的可怕的过失犯罪中，非法活动怎么会认出自己呢？

　　这种复合策略产生了效果。这种效果可从工人报刊的宣传战中得到证实。工人报刊抨击犯人劳动〔4j，反对“监狱的安逸”，要求让犯人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抨击慈善家对过失犯的过分关心，抨击赞扬犯罪的文学。（2’这种效果还反映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对获释的一般犯人的普遍不信任中。“在20世纪之初”，米歇尔-佩罗（）写道，“由蔑视——这堵最高的墙——所包围的监狱，最终把一批不受欢迎的人关了进来”。

　　但是，当然不能说这种策略取得了胜利或它在过失犯与下层阶级之间造成了一种全面决裂。穷苦阶级与非法活动的关系，无产阶级与城市平民的相互态度，都还有待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年的工人运动中，过失犯罪与镇压被视为一个重要问题。无疑，当时存在看对过失犯的敌意，但这是一场围绕刑罚的斗争。工人报纸常常提出一种关于犯罪的政治分析。这种分析逐字逐句地与慈善家们所熟悉的描述（贫困一挥霍一懒惰一酗酒一恶习一偷窃一犯罪）针锋相对。工人报刊认为过失犯罪的根源不在于犯罪者本人（他仅仅是触发者或是第一个牺牲品），而在于社会：“这个杀你的人实在出于无奈。应该对此负责的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恶劣的社会组织”（人道主义者》，1841年8月）。这种事情或者是由于社会不能提供基本的需求，或者是因为社会摧毁了或抹煞了他的前途、抱负或后来出现在犯罪中的需求：“恶劣的教育，无处施展的能力与精力，在未成熟的年龄就被强制劳动所摧残的智力与心灵”（《博爱报），月）。但是，这种因需求或因压迫而产生的犯罪，由于受到关注与非难而掩盖着另一种犯罪，后者有时是前者的原因，但一般来说是前者的延伸。后者就是来自上面的过失犯罪，是一种丑恶的榜样，是苦难的根源，是穷人造反的原因。“当苦难用尸骨点缀街道，用窃贼与凶手填充监狱时，上流社会的骗子在什么地方呢？……最堕落的榜样，最令人作呕的犬儒作风，最无耻的掠夺。……难道你们不害怕因从面包坊偷了一块面包就被送上法庭的人有朝一日会雷霆震怒，将证券交易所这个野兽的巢穴——国库与私人财富在这里被不受惩罚地盗窃着——彻底摧毁、片瓦不留？”（《大众蜂群》，月）。然而，这种富人的过失犯罪受到法律的宽容。当它要走上法庭时，它可以倚仗法官的宽容与报刊的谨慎而有恃无恐。（2）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刑事审判可以变成政治辩论的场合，应该利用有争议的审判或针对工人的程序来谴责刑事司法的一般运作：“法庭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展览时代的苦难与伤痛的场所，一种从各个方面展示我们的社会混乱的悲惨牺牲者的烙刑。它是一个回荡着战士呼喊声的战场”（《博爱报》，月）。因此还产生了一种观念，即政治犯像过失犯一样有对刑罚制度的直接体验，但又与过失犯不同，能够发出引人注意的声音，因此他们有责任成为一切囚犯的代言人。开导“法国善良的资产阶级”乃是他们的任务，因为“法国善良的资产阶级从来不了解公共检察官的夸张起诉所导致的刑罚”（《法国大众年鉴》，1839年，第50页）。

　　在这种对刑事司法及其在过失犯罪周围所精心勾画的边界的重新评估中，可称之为“反社会新闻”的策略是很有代表性的。工人报纸的做法旨在颠倒诸如《判决公报｝）的报纸对犯罪或审判的利用，后一种报纸“渲染血淋淋场面”，“靠监狱为生”，提供每日的“耸人听闻的消息”（《穷雅克》，第1年，第3期）。“反社会新闻”则系统地突出报道资产阶级中的过失犯罪事件，展示这个阶级的“生活堕落”与“道德败坏”。它用关于剥削者使普通人陷于苦难、饥饿，实际上是在谋杀后者的描述，取代关于普通人犯罪的报道。’刃‘它在关于工人的刑事审判案的报道中指出雇主与整个社会应承担的责任。总之，这是旨在颠倒那种一成不变的关于犯罪的话语的努力——那种话语竭力把犯罪当作一种怪物孤立起来，并把它描述成最穷苦阶级的所作所为。

　　在这种反刑法论战中，傅立叶主义者无疑比其他人都走得更远。他们或许是最早提出一种对犯罪给予积极评价的政治理论的人。在他们看来，虽然犯罪是“文明”的一个结果，但是犯罪也因此是一个反对“文明”的武器。它自身蕴含着一种形象和一种前途。“受其压迫原则的必然性支配的社会秩序，不断地通过刽子手和监狱，杀害那些生性坚强、拒绝和蔑视社会规定的人，那些已经长大、挣破襁褓并把它撕得粉碎的人，那些不想永远当婴儿的人”（《法朗吉》，1837年1月10日）。因此，不是犯罪天性，而是一种力量的较量游戏，根据每个人所从属的阶级，‘28）或者使他们掌握权力，或者把他们送入监狱。如果出身贫贱，今日做了官，将来无疑要上囚犯船。如果出身高贵富有，虽然是罪犯，但是“将来也要主持法庭，行使司法大权”（《法朗吉｝，月1日）。归根结底，犯罪的存在显示了“人性的一种十分幸运的不可压抑性。”不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弱点或一种病态，而应视之为一种正在苏醒的活力，一种“在人的个性名义下的抗议爆发”，由此才能理解犯罪的奇异诱惑力。“犯罪唤醒了我们浑饨麻木的情感与半遮半掩的激情。没有犯罪，我们将长久地陷于混乱与软弱”（《法朗吉》，1837年1月10日）。因此，犯罪也许会成为一种政治武器，正如它曾对黑人解放起过作用一样，它也可能被证明对于我们社会的解放是弥足珍贵的。是啊，如果没有它，这样一种解放能够实现吗？“监狱、纵火甚至暴动，是灾难深重的社会状况的证据”（《法朗吉》，1837年l月10日）。那么，犯人这些“人类最不幸、受压迫最深重的部分”有什么重要性呢？《法朗吉》有时也赞同同时代人对犯罪的赞美，但却出自截然不同的原因。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对社会新闻的使用方法，这种使用不仅旨在把对道德败坏的谴责回敬给对方，而且还要揭露反对势力的把戏。《法朗吉》把刑事案件当作一种“文明”所编制的冲突来分析，认为重大犯罪不是畸形怪胎，而是被压抑的东西的必然回归和反抗，’凹）轻微非法活动不是社会的必要边缘地带的产物，而是从战场中心传来的低沉轰鸣。

　　除了维多克和拉塞奈尔外，还应该举出第三种形象。他仅仅是昙花一现。他引起的轰动几乎不超过一天。他仅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从事轻微非法活动的小人物：一个13岁的孩子，无家可归，被指控犯有流浪罪，被判二年监禁，但这二年监察就足以使他陷入过失犯罪的循环中。如果他没有用关于某种非法活动的话语来对抗（以纪律的名义，而不是以法典的名义）使他成为过失犯的法律的话语，他肯定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那种非法活动是对这些压制的反抗，那种话语系统地揭示了无纪律（）的双重含义：既是社会的无序的秩序，又是对不可转让的权利的肯定。所有被法庭定为犯罪的非法活动，都被被告变成一种对生命力的肯定：无家可归当然浪迹天涯，没有主人就意味着独立，没有工作就等于自由，没有时间表的约束就等于日以继夜地工作。这种非法状态与纪律一刑罚一过失犯罪体系的冲突，被同时代人，更确切地说是被恰好在场的记者理解为与琐细的无纪律现象搏斗的刑法的喜剧效果。实际上，这个案件及其判决体现了19世纪合法惩罚的问题核心。法官可笑地试图用法律的威严来管束无纪律现象，被告则以目空一切的态度把不受纪律约束重新纳入基本权利之列，这对于刑罚来说是一个典型的场面。

　　这无疑就是1840年8月《判决公报》的报道的价值所在。这篇报道如下：“法官：人应该睡在家里。贝阿斯：我有家吗？法官：你一直在流浪。贝阿斯：我以工作为生。法官：你的谋生职业是什么？贝阿斯：我的职业，首先，我至少36岁了。我不为任何人工作。我长期以来只为自己工作。我有白天的职业和晚上的职业。白天，例如，我向一切过往行人免费散发传单；当公共马车过来时，我跟在后面跑，为乘客提箱子；我在努伊利街帮助推车轮；晚上有演出，我给马车开车门，我推销门票。我有许多事情要做。法官：应该把你安置在一个良好的习艺所里，让你当学徒，学一门手艺。贝阿斯：嗅，良好的习艺所、学徒，这太麻烦了。而且，不管怎么，资产阶级……总是抱怨，一点自由也没有。法官：你父亲不想让你浪子回头吗？贝阿斯：我没有父亲。法官：那你母亲呢？贝阿斯：我也没有母亲，父母都没有，也没有朋友，我是自由独立的。”在听到被判决教养二年后，贝阿斯“拉长了难看的脸，然后又恢复了他的幽默感，说：两年，那不过是二十四个月。那就去吧。”

　　《法朗吉》也提到这一场面。但是该报的极其冗长细致的分析表明，傅立叶主义者在这种常见的案例中看到了各种基本力量的表演。一方面是由法官、“活生生的法律活动、法律的精神与词句”所代表的“文明”的表演。它有自己的强制体制，表面上是法典，实际上是纪律。必须有一个地点、一个位置、一种强制性的嵌入：“法官说，人是睡在家里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应有个家，有个归宿，而不论这个归宿是富丽堂皇还是简陋下贱。他的任务不是提供一个归宿，而是强迫每个人生活在一个巢穴中。”而且，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谋生职业、一种可辨认的身份，一种永远固定的个性：“你的职业是什么？这个问题最简明地体现了现存社会秩序。流浪是与之抵触的，是对它的骚扰。人们必须有一个稳定的、长期不变的职业，必须考虑未来，考虑一个有保障的前途，以免受各种侵扰。”总之，人应该有一个主人，被安置在一个等级体系中。人只能以固定在明确的支配关系中的方式存在：“你和谁在一起工作？这就是说，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既然你不是主人，你就必须是仆人。这不是你作为一个人是否令人满意的问题，而是一个维护秩序的问题。”某种自称为一种权利的非法状态，与表面上是法律的纪律发生冲突。造成敌对冲突的是无纪律，而不是犯罪。一种无纪律的语言——不规范语法和回答问题的语调“表明了被告与社会之间的深刻裂痕，因为社会是通过法官用规范的措词向他提问的。”这种无纪律是天然直接的自由的无纪律：“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学徒、工人就是奴隶，而受奴役是很悲惨的。……这种自由，这种对流动的需求支配着他，他十分清楚，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他将再也不能享受这种自由。……他热爱自由。别人把这视为不正常，但这与他有什么相干？这就是自由，也就是说，这就是他的个性的最自然的发展。这是一种野性的发展，是兽性的、有限的，但也是自然的、出于本能的发展。”在家庭关系方面是无纪律的。无论这个迷途的孩子是被遗弃的还是自我放纵的，都无所谓，因为“他不能忍受家长的或陌生人的教育奴役。”正是由于这些繁琐的纪律，最终导致整个“文明”遭到抵制，“野性”从而产生：“这就是工作，这就是懒惰，这就是轻率愚钝，总之，这就是除了秩序之外的一切。除了职业与放荡上的差异之外，这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野蛮人的生活”（《法朗吉》，1840年8月15日）。

　　毫无疑问，“法朗吉”的分析不能被视为当时工人报刊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讨论的代表性意见。但是，应该把这些分析放在这种讨论的背景中来考察。“法朗吉”的说教并没有完全白费口舌，在19世纪后半期产生了回声。当无政府主义者把刑法机构当作攻击目标时，他们提出了过失犯罪的政治问题。他们想从中找到对法律最有战斗性的否定。他们不是想把过失犯的暴动加以英雄化，而是试图把过失犯罪同控制利用它的资产阶级的合法与非法活动区分开。他们的目的是重新确立或构建民众非法活动的政治统一——
记住手机版网址：m.tyvvxw.cc